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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漆永祥談乾嘉考據學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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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永祥(章靜繪)

        有清一代之學,乾嘉考據最具特色。然而,清末以來一直飽受批評,甚至曾為清亡背鍋。最近幾十年,學術界對于乾嘉考據學的看法有了變化。如何看待乾嘉考據學在學理上的得失及其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的勾連?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漆永祥教授專治清代考據學,最新出版了《乾嘉考據學研究》(增訂本)一書,在接受《上海書評》記者的采訪中,漆永祥教授指出:我們對乾嘉考據學的研究,至少在資料占有上和學術研究的深度上,大大超越前賢,但對乾嘉學術的評價,仍然籠罩在清末“大師效應”的光環之下,值得捫心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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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嘉考據學研究》

        (增訂本)

        漆永祥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0年7月出版

        548頁,110.00元


        采訪︱黃曉峰

        一般人在談乾嘉考據學時,往往對其界定比較模糊,能否先簡單介紹一下您對乾嘉考據學的界定。

        漆永祥:談到“考據學”,人們往往要么說得很復雜很神秘,要么不屑一顧。其實從我國縱向的歷史長河來看,考據學與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義疏之學、宋明理學并稱,各自代表其時代的特色學術,因為考據學發達在乾隆至嘉慶時期,所以被稱做“乾嘉考據學”。

        考據學指的是對傳統古文獻的考據之學,包括對傳世古文獻的整理、考訂與研究。包括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辨偽、輯佚、注釋、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職官、避諱、樂律等。至于是不是一定要用“考據”這個詞來命名其學,清代學者就有激烈的爭論,另有樸學、實學、漢學、考核學、考證學、制數學、名物典制之學等說法,如焦循、龔自珍等人認為“經學”一詞足以概之,近今人則多稱為乾嘉學術或乾嘉考據學。當然,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場比勘異同、考校得失的學問,則可以稱之為廣義的考據學,也未嘗不可吧。

        考據學最大的驅動力,就是以傳統小學為先導與樞紐,小學之中又絕重音韻學,相當于發動機。乾嘉考據學之所以研究者少,賢者唯恐避之不及,就是沒有小學的基本功,這輛老爺車就發動不起來,更不要說上路了。所以,大家都躲得遠遠的指指點點,說這車又老舊又破敗,早該被歷史淘汰,然后搶著去開一些看起來光鮮亮麗的時髦小跑車了。

        晚清以來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對乾嘉考據學有相當激烈的批評,甚至有污名化的趨勢,這些批評既有學理上的,也有出于歷史情境的,在您看來,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批評?您會如何為他們辯誣?

        漆永祥:“考據學”這個詞,長期以來與“落后”“反動”“務虛”“瑣碎”等相聯系,甚至清季將亡國挨打的原因,也部分歸結到考據學上來,認為清儒鉆訓詁搞考據,導致我們沒有發明出飛機大炮,終被西方的洋槍洋炮打敗,喪權辱國,莫此為甚。

        我們放眼望去,歷史上最不受待見的兩個短命王朝,就是秦朝和隋朝;還有兩個最背著罵名的朝代,就是元朝與清朝,所謂“崖山以后無中國”之類的怪論,流行于網絡間。秦、隋兩朝之所以被視為暴政,除了自身確實有暴政因子外,他們沒有當朝史,沒有人替他們歌功頌德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而元、清兩朝被否定與輕蔑,則與他們是少數民族政權有極大的關系。

        就歷代學術而論,乾嘉考據學所受的待遇,與清朝相當,且互相拖累。于是,最不被認可的學術與最不被肯定的朝代出現在同一個時期,就非常悲催,演化成了雙重的否定,但這種雙重的否定并沒有負負得正轉為肯定,而是幾何倍數更加放大了的否定。

        當清王朝走向窮途末路時,所面臨的并不是中國歷史上清以前任何一次改朝換代那樣簡單的事情——易姓易王了之。清末,至少有兩種變化為歷代所無:其一,西方列強大舉入侵,中國處于亡國滅種的關頭,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皆空前激烈,日益高漲;其二,傳統社會行將崩潰,社會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皆處于轉折的關口。因此,在此特殊的易代前后,清廷所受到的攻擊遠比任何時期的亡國之朝要多,而又適遇其為東北一隅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故遭到的炮火更為猛烈。反清者、排滿者、反封建者、反列強侵略者、革命者、學者乃至普通百姓,莫不視清廷為仇讎,必欲除之而后快。

        反清排滿的言論,體現在學術界,就是摭拾“學術誤國”的老話題而加進新內容,如清初人批判宋明理學空疏誤國導致明朝滅亡一樣,將清王朝之落后與衰亡的原因歸咎于考據學家之倡言復古,治無益之學而不問國事。而革命者出于反清需要,反清則必排滿,排滿又必排擊清室,排擊清室又必揭斥禁書與文字獄的破壞性和殘酷性,而這樣又很自然地將禁書與文字獄同考據學掛鉤,推導出考據學的興盛是學者迫于文網、偷安茍活而鉆故紙堆的結果,使二者間形成必然的因果關系。自龔自珍、魏源、曾國藩等人始,后為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劉師培、錢穆、魯迅等人論證成之,遂儼然成為定論而為天下所共信。其實,當時出于反清排滿的需要,如劉師培以“光漢”為字,又以“韋裔”為筆名著《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等文,這種“漢族唯一”的種族局限,言頗失據,語多偏激,故他們不可能客觀公允地探討清代學術與政治之關系,也不可能公正地評價清代學術。

        盡管陳寅恪、孟森等前輩學者也對“文化高壓說”提出懷疑,認為清代史學不振的原因,“必別有其故”;而清一代文治武功,幅員人才,皆有可觀?!笆穼W上之清史,自當占中國累朝史中較盛之一朝,不應故為貶抑,自失學者態度”。但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學術界先是批判胡適的實證主義,后又興理論熱而以論代史,“文革”中批判封資修,視古籍為毒草,文獻整理與研究掃地無余。而以文獻整理與研究為職志的考據學,就一直處于被批判的地位并成為學術界的反面典型。所以,我們一方面盡情地享用著乾嘉學者的考據學成果,一方面肆情地對他們進行批判諷刺,可以說是“吃奶罵娘”的典范。

        近二三十年來,清代學術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如果考察一下關于乾嘉考據學權威著述的引用率,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與梁、錢二氏的同名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仍然擁有高引用率。這一方面要歸結于兩部著作的權威性和典范性,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的研究或許還未超越他們。但如果換個角度講,他們的著作撰成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正國家多事之秋,流離顛沛,資料難備,書有寄托,言多激越,亦時代使然。尤其梁書在談到“音韻學”時自稱,“我素來沒有研究,完全外行”;談到“天算學”時,又謂“極惶悚極忸怩,蓋吾于此學絕無所知,乃不敢強作解事”。但迫于需要,又不得不寫,長篇大論,泛泛而談。梁氏深知其短,而今天學術界對他談音韻、天算等的言論,仍反復稱引,以為典據。今天我們對乾嘉考據學的研究,至少在資料占有上和學術研究的深度上,要大大的超越前賢,并取得了不小的進步,但卻仍然籠罩在“大師效應”的光環之下,這確實是既令人尷尬,又應該深刻地捫心自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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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嘉考據學與清代文化高壓是否有關系,我們知道“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文化鉗制對學者潛移默化的影響一直都在。

        漆永祥:前已述之,關于考據學的成因,在談到政治原因時,人們往往強調清代大興“文字獄”,導致讀書人不敢過問時政,不關心現實,只好埋首故紙堆,向死人討生活,與古籍為友,龔自珍“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這句詩化語言,被當成了史實來傳播。我們知道歷朝歷代這些作用都有,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一直都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在研究中強調這種作用既合情合理,也最宜讓人們接受。

        但我個人認為,對“權力的毛細管”所起的作用,不能強調得太過分了。因為稍微縱覽歷代,可以看出在“文化鉗制”最力的時候,或者改朝換代腥風血雨之際,學者采取的自保之策,多是或埋名故園,老死溝壑;或高蹈山林,吸風飲露;或遁入釋道,空殼度世;或放浪形骸,夢死醉生。也就是說,歷來很少有人以讀書治學為全身避禍的手段,更沒有人愿意皓首窮經考訂古籍來跟時代和自己較勁,讀書著文其實有著更大的風險,因為“以文字罪人”也是歷代統治者懲處讀書人的常用手段。從這個層面理解,清代學者“以學為隱”并不是聰明的辦法,而且清人攻考據的大部分學者,并沒有謀得“稻粱”,而是窮迫困厄,艱難度日。例如江藩家中本來是在揚州開藥鋪的,他自己也通醫術,還常常給人治病,如坐堂問診,必生活裕如,但自從迷上治經學搞考據后,就放棄家業,由富返貧了。

        所以,我更愿意認為,到了清代中葉隨著國民經濟的興盛與文化發展的需要,刻書購書讀書著書的熱潮隨之而起,但傳世古籍長時期無人董理,已經錯訛到了不可卒讀的地步,亟需一批有志之士來做一場掀個底兒朝天的全面清理與???,而民間考據學的興起與朝廷“四庫館”的開設,卻適時地與時代潮流相吻合,烘托出了乾嘉考據學的鼎盛,學術內因仍起著主導作用?!皺嗔Φ拿毠堋惫倘贿€在,但并未達到大動脈賁張奔流的效果。

        您認為乾嘉考據學的發達,與清廷高壓無直接關聯,但乾嘉學者似乎不大關注社會現實,不過問時政,也不編纂當代史,皓首窮經,與古為生,這又該做如何解釋呢?

        漆永祥:我自己也一直有這個糾結,所以前后花了很長時間來梳理考證,試圖從科舉功名、居官實績與現實關懷看乾嘉考據學家有無“事功之學”,即考據學之外他們對國家社會有無其他貢獻。近代以來,學界在論古賢所謂“入世”與“出世”、“有為”與“無為”、“有用”與“無用”時,所依據的標準無非是:從心態上看是“入世”還與“出世”的,從科舉功名看是入場應試還是放棄舉業,從入仕行為看是積極入仕還是避居鄉野,從居官實績看是貪黷禍民還是廉潔有為等。

        依上述標準,我對清中葉從惠士奇(1671-1741)到劉文淇(1789-1854)將近兩百年的時間,找出兩百位考據學家進行量化分析,這些學者從時間跨度與橫向的學者地域分布而言,皆具有廣泛的客觀性與代表性。

        此兩百人中,積極參加科舉考試并獲得不同等級功名的人占到百分之九十八點五,而高中進士者近二分之一(其中前三甲幾占十分之一),舉人占近四分之一,兩者與特科相加共一百四十一人次(八人有重復計算),幾占四分之三。如此高的科名比例,放在任何一個封建時代,都是比重極高的。即各類生員六十四人,也是或屢考不中,或奔波衣食,并未放棄對科舉功名的渴求。從這一組數據中反映的情況看,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是“汲汲焉功名是務”,但絕不能說他們是埋頭故紙而“隱居苛活”,則斷斷焉甚明!

        乾嘉考據學家在中央國家機關任職者有四十一人次,占全部兩百人的百分之二十點五;地方官員多達五十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在各類文教機構中任職者有二十八人,占百分之十四。也就是說在兩百人中,有一百一十九人占百分之五十九點五的學者曾入官為宦,占到總數的近三分之二。即未曾入仕的其他六十五人,也分多種情形,或因個別原因放棄為官,或得官不能赴任,或未仕而卒,或身殘不仕,但沒有一例是因為感受到政治高壓或對當政不滿而放棄入仕的機會。

        此兩百人中,有執掌中樞、為國之幹臣者,有秦蕙田、紀昀、汪廷珍、胡長齡、阮元、王引之與戴敦元等;有為總督、巡撫、布政使等方面重任,治世能臣者,如畢沅、王紹蘭、李賡蕓、謝啟昆、胡克家、孫星衍、梁章鉅與阮常生等;有任職地方而勤政為民,廉潔奉公者,如汪輝祖、張敦仁、汪喜孫、胡秉虔、武億、邢澍等;有剛正不阿,直聲立朝者,如王念孫、洪亮吉等;有傾心文教,興學育才者,如惠士奇、盧文弨、錢大昕、程瑤田、翟灝、丁杰、馬宗梿、李道平、嚴可均、汪萊、錢東壁、沈欽韓、朱駿聲等。他們信守“學問、人品、政事,三者同條共貫”的理念,“以實學、實心而行實政”。在各自的職位與環境中,潔身自愛,矻矻不休,為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康乾盛世”的到來與繁榮,也與他們的努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即未入仕途,久處鄉閭者,無論貧富,也往往以儒風耆德,垂范鄉里,德被四鄰。如焦循雖中舉,但以有足疾而棄仕,但他平日也是“尚論古今循吏而心慕之,思為親民官。雖以疾跧伏鄉里,時時靜察夫民之情”。毫無疑問,他的目光是入世的,是關注現實民情的。因此,乾嘉考據學家對現實持有熱切的關注,從國家政事,至民間疾苦,都在他們所關注的視野之內,他們并沒有遠離現實社會,他們也不可能脫離現實社會。他們董理古籍,也有著濃厚的法古致用思想。

        如果放眼全球,在當時的世界格局中,西方開始了工業革命,進入蒸汽時代;而中國仍是傳統的農業社會。當西方已經乘著火車飛速發展時,“天朝大國”仍在坐著馬車晃晃悠悠地緩慢蠕行??滴?、雍正、乾隆、嘉慶諸帝與戴震、紀昀、錢大昕、阮元諸人,從未料到“天朝”會出現亡國滅種的危機,沒有料到西方侵略者會從海上乘船攻入中國,沒有料到考據訓詁不可能發明電化聲光,更沒有料到他們在后世背上誤國禍民的罪責。放在當時的環境中,一方面對外部世界懵盹無知,另一方面國內局勢安定富足,他們也對此沒有太大的需求。中國落后西方的原因,是一個復雜的治國行政與經濟文化系統的問題,而不只是某一環某一節的問題。而睜開眼眼看世界并明白中國已經落后,還要等到“鴉片戰爭”后強敵環伺、國門洞開局勢下的林則徐、魏源等人。對于乾嘉時期的考據學家而言,他們只是在他們的國度他們的時代做了他們應做的合理的事情。

        至于乾嘉考據學家不著當代史,假如我們對兩千年史學史進行考查,在史著編撰上有如此規律:其一、史學活躍與史著尤其是當代史著大量涌現的時期,一般正是國家動蕩分裂或國勢日見蹙迫的時期;其二、在國家承平時期,有關當代歷史的史著不多,此當然不包括國家史館所編國史。在我國古代史上,大規模的著史尤其是著當代史的高潮曾出現過四次,一是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百家爭鳴,如果以諸子皆史的觀點看,則當時大量出現之著述,皆可稱為當代史;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割據,也出現了大量當代史著;三是南宋時期,國勢日蹙,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不斷南下,給南宋造成強大的軍事壓力,此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當代史學名著;四是明末清初時期,朝代更易,圍繞明史尤其是南明史在民間出現了大批史著。之所以如此,這同史學的功能與現實社會對史學的亟需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而在國家承平時期,如漢、唐、明、清的繁榮時期,則是史學與史著相對較少而趨于平淡的時期,學者也不大留意當代史事。就清乾嘉時期而言,當時隨著官修《明史》的告成和民間修史的被鎮壓,明末清初的歷史已不再是史學界萬眾矚目的議題,就以史學為職事的浙東學派而言,章學誠曾論從王陽明到萬斯同兄弟間所治史學之變化說:“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于世者,陽明得之為事功,蕺山得之為節義,梨洲得之為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為經術史裁,授受雖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闭率洗苏Z,是對我們上述觀點的最好證明,史書編纂與時代興衰戚戚相關,甚至可以說是現實世界的晴雨表。乾嘉時期史學家以對前代史籍進行大規模整理與研究為主要職責,一方面是考據學興盛造成的現象,另一方面則正是史學自身發展之規律所致,一味歸之于清代統治者的高壓,顯系偏頗之論。

        今天的研究者或者說好事者,總希望歷史按自己想象或滿意的路線發展,否則便對古人進行鞭尸,要么先知先覺般地對歷史進行所謂的裁定與糾偏,要么像事后諸葛亮對古人加以苛責,恨不能讓戴震、錢大昕輩扛起紅纓槍,進山打游擊。其實,如果把今天的這些假諸葛們放在歷史情境中的乾嘉時期,他們能夠放下古籍,去研治火炮嗎?他們能丟棄馬車,去起造戰艦么?如果以他們對乾嘉考據學家的要求加諸自身,既撰寫不了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證》那樣的名著,又浪費國家公帑,豈不更為無用而有害,恐怕連說自己是“以學為隱”都不好意思說出口吧。

        漢宋之爭大多表現為義理與考據之爭,有點像我們以往常說的“兩條路線的斗爭”,但如您所說,乾嘉學者也追求義理,那么乾嘉學者反宋學,究竟反的是什么?而方東樹等人的反擊,反的是什么?

        漆永祥:“漢宋之爭”和“考據”與“義理”之爭、“道問學”與“遵德性”之爭、“古文”與“今文”之爭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重疊的,確實很像是“兩條路線的斗爭”。近些年來流行的觀點是,從學術內部變化來看,宋明理學“反知識主義”運動的末期,儒者鞭辟向里、閉門思過,結果此路不通,撞了南墻,然后再猛回頭,重新撿起書本,開始“重智”,由此導致了清代考據學的興盛。

        但竊以為這一說法,不一定與歷史事實相符。實際上“義理”與“考據”之爭,貌似你死我活,但又共存共融,相互依賴。清代考據學家在追索自家學問源頭的時候,就一直追到孔子、子夏那里。上古時期,有了文字,就有了文獻,有了文獻的積累和重復,就有了義理闡釋與文獻考證,二者猶如一車之兩輪,時而左偏,則可能義理盛行;時而右倚,則可能考據發達。義理走向虛炫,則以考據求實;考據趨入瑣屑,則以義理歸簡。先秦、魏晉、宋明以義理取勝,東漢、隋唐、清代則考據興,一盛一衰,一興一廢。至于晚清近代以來一直到今日,則是各種“主義”尤其是國外理論的天下,因此導致義理獨大橫霸之局。正所謂“古已有之,于今為烈”,近年來漸有“黜虛崇實”的風向,也可能是由“五陰之剝”趨向“一陽復始”吧。

        從治學方法上來講,“義理”與“考證”二途,切入點不同,也就是朱熹所講的“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但自古以來能將二者結合得很好的人,卻少之又少。中國傳統學術的分類,最常見的說法是義理、考據與詞章三分說,清人也多持此說,王鳴盛更增加了“經濟”為四分說。從來沒有人說“義理”可有可無,“學以明道”,而“道”何嘗不是“義理”,也就是戴震所講的“大本”。乾嘉學者最常見的說法是“訓詁明則義理明”,即如果連文字音義都搞不懂,那就談不上對“義理”的深解;而如果音義詁釋講明了,則“義理”自顯,也用不著像宋儒那樣非要高設講壇,闊談高論,才能講明“義理”,才能聞道。清儒顧炎武、戴震、錢大昕等人,皆不好為人師,更不愿講學結社,呼喝而行,就是這種思想影響的結果。

        乾嘉時期“漢學”與“宋學”的對立,是惠棟倡導的?;輻澲鲝堊非蟾局畬W,也就是尊從漢儒,講究師承家法之學。即“明師承”與“重源流”,這是清中葉學術風氣轉變的關鍵。學術如同政治,要扶起一派,必然要打倒一派。要修起一座新廟,樹立新的神靈;必然要拆毀一座舊廟,打落舊的魍魎?;菔蠈h、宋對立,褒一貶一。他對宋代經學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惠棟認為宋儒不重小學訓詁,空疏無本;以理釋經,鑿空無據;援據釋道,淆亂六經,以偽亂真,經學不純,他甚至說“棟則以為宋儒之禍甚于秦灰”。這與戴震高喊“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同樣激烈決絕,惠棟對宋學之批判影響戴震、錢大昕等人甚大,乾嘉時人攻駁理學,愈演愈烈,皆承惠氏之緒余而起。

        但惠棟對宋儒正心誠意、立身制行之學,卻采取肯定的態度并樹為楷模。他家傳楹聯有“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所法即正心誠意之學,而決非天理人欲之學也明矣。

        到了惠棟的再傳弟子江藩,總結考據學家成就并為他們立傳,纂成《國朝漢學師承記》,當時龔自珍認為“漢學”二字有“十不安”,如果改成“經學”則“渾渾圜無一切語弊矣”。但江氏既要為漢學爭地位,更要為考據學家爭地位,與宋明理學家爭“道統”不同,乾嘉考據學家所爭的是“學統”,即儒學正統,這才是江藩堅持不改書名的主因。

        乾嘉時期,站立在考據學家對面,以維護宋明理學的樣貌出現的,有袁枚、姚鼐、翁方綱、程晉芳等人,而江藩《漢學師承記》的刊行,則激起了與他同在廣東阮元署中修《廣東通志》的方東樹的不滿,于是著《漢學商兌》向考據學家發難。方東樹自宋代黃震以降,到清代顧炎武、閻若璩、惠棟、戴震、錢大昕、阮元、江藩等,一一指名痛責。方氏書中充斥著譏刺怒斥、謾罵毒詬之語,他認為漢學家反對程朱理學,“支離誖誕”,“粗謬已極”,“欲自絕于日月”;咒罵錢謙益為“誖畔之徒,人頭畜鳴”;怒斥戴震“為論披猖至此,肆無忌憚”?!八^獸死不擇音者也”。最失厚道者,他還在批評茅星來、施朝幹時,特意注明二人“無子”,以證其不宗程朱之學之報應。

        桐城派學者,康熙時方苞稱“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姚鼐更以為“程朱猶吾父師”,因為詆毀訕笑程朱,“故毛大可、李剛主、程綿莊、戴東原,率皆身滅嗣絕,此殆未可以為偶然也”。楊向奎先生嚴斥方苞曰:“此不類學者言,乃巫祝語,是在巫祝間亦文網密布,一如康雍乾三代之羅致文人入獄者!”方東樹完全繼承了方、姚文風,且可謂后來居上了。

        方東樹以衛道的面貌出現,所衛之道當然是程朱理學之道,但他又無自己的見解,了無新意,只是一味謾罵。所以自稱以“鸚鵡滅火”的精神,向漢學家發起了猛烈的攻擊,而他灑向這場熊熊烈焰的“翼間水”,方宗誠等人夸贊起到了撲滅考據學熊熊烈焰的作用。其實,清代漢學發展到江藩、方東樹的時代,早已過了全盛時期,加之“太平天國”的掃蕩,江南的南京、蘇州、揚州、杭州等藏書之家經兵燹焚余之后,書籍流散,故家毀亡,漢學賴以生存的環境遭到極大的破壞,漢學早已不復乾嘉全盛期的光景,已經走向了衰微。所以,漢學不振與《漢學商兌》的攻駁,不存在任何的必然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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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嘉考據學者對漢唐以來注疏之學的繼承和突破主要表現在哪里?現代學術對于作為傳統學術的乾嘉考據學,有哪些繼承或超越,換句話說,乾嘉考據學的學術合理性、客觀性表現在哪里,其致命的缺陷是什么?我們今日治古學者,又該注意些什么?

        漆永祥:唐人義疏之學,承上啟下,是經學研究最為重要的經典。但宋明以來,不重注疏,束之高閣,到了清中葉,考據學家主張治經須從讀注疏開始。但注疏的體例有兩個特征:一是所謂“疏不破注”,如果注疏被駁得體無完膚,那就是自亂其例;一是注疏具有前代研究成果的集大成性質,也不容許摻入整理者過多的個人觀點。再加上纂成于眾手,導致注疏體例不一,曲徇株守,疏文冗繁復沓等弊端,使人不滿。同時,在清人看來,就“五經”而論,《詩經》是毛鄭之學,《三禮》有鄭注,這是漢學,沒有問題;《左傳》杜預注,十之六七采自漢儒,漢學尚存其間;而《周易》用王弼注、《尚書》用偽孔傳,漢學盡失,問題嚴重,亟需更革,以恢復漢學,使經學純正,而直接七十子之“微言大義”。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注疏疏于訓詁而不明假借,而明假借,通訓詁,因音求義,正是乾嘉考據學家的最大利器。在他們眼中,注疏的弊端千瘡百孔,得到充分暴露,這就引起了更大的不滿。

        于是,清儒對唐人義疏一方面做糾謬正訛,剔偽立真的工作,另一方面拋開注疏,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別立新疏,取得了極大的成就。經學之外,他們??闭?,補表補志;董理諸子,疏通證明;輯佚辨偽,掇編別集。簡單來說,他們把當時能看得到的古籍,搜求考辨,一一???,做出了絕大的貢獻。我們今天的研究,如果沒有清人打下的基礎,有些工作可能寸步難行,例如宋詩的整理與研究,如果沒有清代吳之振、呂留良等編《宋詩鈔》,厲鶚編《宋詩紀事》和陸心源編《宋詩紀事補遺》等的鋪墊工作,則《全宋詩》的編纂是不可相像的事情。

        如果要總結乾嘉考據學的治學手段與方法,我認為首先一點就是小學研究方法的先進性與科學化,尤其是音韻學的發達帶動了整個學科的發展;其次是古書通例歸納法的客觀化與規律化,“讀書必求其例”成為他們自覺的治學方法;再次是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求證方法,堅持實事求是,事必有證,才能得出可靠的結論;第四,博涉專精與綜貫會通的方法,上下千年,縱橫四部,既博且精。我認為還有一點值得特別強調,就是他們不嗜聲華,耐得住寂寞,有著為董理古籍而獻身的精神。例如盧文弨發愿校遍天下書,以為這是他最大的興趣與動力;段玉裁后半生治《說文解字》,體衰力弱,全力以赴,惟恐不能完成;錢大昕老來昏眼,但讀書著書,尚能寫蠅頭小楷;王念孫抱病在身,陳奐前往探視,王引之囑咐不要和其父探討學術,因為他會興奮,“論書眠不得也”。這種堅定信念與奉獻精神,難得不值得我們提倡與學習么!

        就乾嘉考據學來說,其自身的缺陷也極其明顯。一是盡管他們也疑經辨偽,但他們從來沒有將孔子打翻在地,把六經視作平常資料,經學仍是高高在上的“萬世教科書”;二是他們賴以立身的傳統考據之法,以音韻學為先導,而究之這種“因音求義”本身也有很大的問題,并不是治療百病的萬世良藥;三是他們口口聲聲倡導的“實事求是”,也并非完全意義上的客觀求實,而是以打倒“宋學”扶持“漢學”為基礎與底線的,他們不提倡“理學”,反對“道統”,但尊崇“漢學”而扶護“學統”,實際也是有弊的偏方;四是他們反對釋道,對佛、道持排斥態度,而中國學術自唐以來就已經逐漸成為儒釋道合流的產物,沒有所謂純粹的儒學,故為清末人所譏刺;五是他們不求格致之學,這是后來最受批判與攻駁的。

        自清季至今,隨著新資料的出現,乾嘉考據學成果受到空前的懷疑。例如從出土文獻與考古成果來比勘研究,對諸如《老子》《詩經》甚至河圖、洛書等等,清儒一些儼然成定論的成果,有翻案的嫌疑;同時,傳統經史文獻的大量現世,讓我們看到了清儒所難以看到的大量經史版本,包括簡牘、唐寫本、敦煌鈔本、日本鈔本,對清人版本學研究成績提出了質疑;再比如文獻的電子化,對清儒賴以立身的記誦考據之學,形成了空前的威脅,一字之變化,可以秒得,“e考據”似乎有取代傳統資料搜集與整理之勢。

        而新方法新思想的介入,也引導今人走不同于乾嘉考據學派的道路。一是西方包括闡釋學以來的解釋方法,與中國傳統考據學路徑不同,方法有異;二是新思想新觀點的侵襲,如近年來甚囂塵上的“新清史”等觀點的影響;三是海外中國學家的介入,如余英時、孔飛力、艾爾曼等人的研究,都形成了一定的沖擊和影響力;四是接受新方法新觀念的中國八○后、九○后研究者,在經學、史學、哲學乃至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辨偽、輯佚、金石、天算、職官、輿地等方面,都有著與前人以及時人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成果。

        但我們也要看到,近些年來傳統考據學或者說傳統國學的研究,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例如在資料獲取與閱讀上,原始資料的利用與研究少,不肯花大力氣下大功夫,過分倚重電子資料,不能深挖發掘,而電子資料的選擇與判斷更少,見異文異言則視如寶藏,輕易推翻前人結論,視為定論;二是在研究問題上,有意無意地忽略或者放棄大課題大問題的研究,轉而趨向微小、零碎、片斷甚至支節末葉的問題,不大氣,不酣暢,既放開了大路,也不去占領兩廂,而是鉆進小胡同而一往無前;二是研究成果與結論的速成化、隨意化、泡沫化與無效化,越來越明顯,這是功利威逼催迫的結果,讓人充滿了無奈。而且在學術上有急于和西方對抗或者說比賽味兒的焦慮,恨不能站立潮頭,引領世界。乾嘉考據學家固然有著作等身者,但許多學者一生只有一部代表作,今日有一年就出版多部著述者,而項目又三年必須結項,短平快工程,只能是粗制濫造,這就違背了學術的規律,實在是可堪憂慮!

        您將乾嘉學者分為惠棟、錢大昕、戴震三派,在您心中,這三位學者能排座次嗎?

        漆永祥:我將乾嘉考據學劃分為惠棟、戴震、錢大昕三派,是對章太炎、梁啟超以來吳、皖、浙東、揚州等分法不太滿意,認為這些分派既不能反映學者的師承淵源,也不能準確反映學派特點,也忽略了當時北方的考據學家,我也反對過于強調地域特色對劃分學派的作用。除了上述原因外,錢大昕是我最為佩服的清代學者,更為重要的是他的學術確實與惠、戴不同。因江藩《漢學師承記》言其曾從惠棟、沈彤游,故后人將其歸入惠派。然而,深入考察錢氏之學,則并不如此簡單。

        嘉定一地,明以前寂然無聞。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歸有光移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講學,故當時嘉定人士師承歸有光。如徐允祿、唐時升、婁堅、程嘉燧、李流芳等并一時之雄。歸有光治學經史兼通,故嘉定學者也多留意于史。至明末清初,尚有嚴衍、黃淳耀、李宜之等人治史。至清中葉王鳴盛、錢大昕等人,終于繼往開來,發揚光大,成為具有嘉定特色的一代學術??梢哉f,歸有光之于嘉定,真可謂“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如果我們要給惠棟、戴震、錢大昕三人排座次,還真是有點兒意趣?;輻澥乔慰紦W扭轉風氣的先導者,戴、錢受其影響,承風而起,是晚輩,是后學,如果要排座次,論齒論德,皆讓惠棟一先可也。

        至于戴、錢之座次,其實戴震早已經排過了,他說“當代學者,吾以曉徴為第二人”,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當時錢大昕著述尚少,戴以錢氏居次席,也足見其對錢氏之重視與推獎。后來,李詳尚替錢氏抱不平,稱戴震窮走京師,因錢大昕游揚之言,其名始著,而戴氏以其為第二人?!板X學之博,非戴君所可望,少詹且甘之,為作《戴先生傳》附于潛邱、定宇、慎修諸先生后,其度真不可及”。

        推而論之,戴、錢之學,各有千秋。而戴學未顯時,錢氏為其揚名;戴學名天下,錢氏又引為知己,禮敬推服不已;戴氏歿后,錢氏又蓋棺論定,推闡表彰其學。即此點而論,錢氏虛懷若谷、不計名利的高風亮節,卻超邁戴氏遠甚。前代大師之氣度風范,可為萬世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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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嘉定錢大昕故居潛研堂

        最近一些年來,儒學的公羊學一脈甚為興盛,您怎么看這一現象?

        漆永祥:儒家“十三經”中,漢代何休曾貶斥《周禮》是“六國陰謀之書”,王安石諷刺《春秋》為“斷爛朝報”。就是《周禮》中的制度實在是太詳細周至,后世都不能備,令人不可思議;而《春秋》則時斷時續,史實語意,常有不貫。所以有了《谷梁》《公羊》與《左傳》為之注,三家之中,以《公羊傳》中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為多,最為懸怪莫測。但《公羊傳》經董仲舒、何休等人的釋解演義,遂生出天人感應、大一統、三科九旨與夷夏大防等大關節來,即借經義談政事。到了清末的龔自珍、魏源等人,以《公羊傳》“微言大義”指點時政;到了康有為、梁啟超等,更是利用“公羊學”的“三世”“托古改制”說,作為救亡圖存、維新變法的理論依據。

        其實,經術治國益身,是老生常談,所謂“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往遠了說如“漢儒以經術飾吏事,故仲舒以通《公羊》折獄,平當以明《禹貢》治河,皆可為后世法”;即在中古也有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這些遠景近影,令多少人心中憧憧,血脈噴涌,白晝永夜,意緒難平,通一經而為帝王師,也是千古儒者的大夢。

        竊以為經學的核心是人學,人學的核心是為己之學,也就是修己求仁,忠恕向善之學。往高大上了說就是調節人與自然、國家、社會、鄰里、友朋、戚屬之間的關系之學。如《周易》三復諄諄,無非是著力調和天、地、人的關系。三者和合,則家國鼎旺,安居樂業;三者失調,則天怒人怨,禍殃必及。清代惠棟稱《周易》是“贊化育”之書,他認為釐清與諧和天地人的關系,神鬼來歆,民物安詳,就能達到“陰陽和,風雨順,五谷熟,草木茂,民無鄙惡,物無疵厲,群生咸遂,各盡其氣,威厲不試,風俗純美,四夷賓服,諸物之福,可致之詳,無不畢至,所謂《既濟》定也”的效果。這當然半是言學,半是理想,也是古人的“中國夢”而已。

        就今天而言,經學不是自然科技之學,家國和寧,人心安定,有助于科技的創新與發明,但經學無法開出如清末人所想象的“電化聲光之域”,造不出芯片這樣的高科技產品來。如果暢想在今日再閉關鎖國,從經術考據中找尋人工智能與未來科技的秘鑰,那就真成了“國將不國之學”。更有甚者,欲以經學進身,拾取公卿,為帝王師,只不過是癡人寐想罷了。

        原文鏈接:漆永祥談乾嘉考據學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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